终于写完了这本书。可是心头的阴影和迷惘却挥之不去。
我总是忘不了爱因斯坦回答劳厄的那一段话。劳厄是爱因斯坦终身真正亲近的少数几个德国物理学家中的一个，除了战争年代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1955年，劳厄写一封信给爱因斯坦，要求爱因斯坦就他1939年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的事作出澄清。爱因斯坦在1955年3月19日给劳厄回信说：“我在原子弹制造和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一事上的所作所为仅仅在于：由于当时存在着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，我在西拉德起草的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。
倘若我知道这种耽心是没有道理的，我本不会（未必有西拉德那么起劲）参与打开这个潘朵拉的盒子的，因为我对政府的不信任不仅仅限于德国政府。不幸的是，我没有参加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活动。这项荣誉归于詹姆士·夫兰克（James Franck）。大家要是能听他的话就好了！”
还有，哈恩听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以后痛苦的神情（同伴们甚至害怕他会自杀！），以及后来他十分宽慰地说：“使我高兴的是，德国没有制造和使用原子弹，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制造和使用了这一残酷的新式武器。”
一场对于科学最令人激动、最富有成效和最伟大的探索，最后却导致了毁灭人类的、最可怕的武器的发明！成了科学家悔不该打开的潘朵拉盒子！从1945年开始，发明这一武器的科学家们又花费了、和正在花费比探索这一发现还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来防止这一毁灭性武器的再次使用。
问题是：人类，尤其是各国政府，认识到科学家的警告吗？
看来并没有。人们不是看到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，南亚的两个国家又连续多达5次地试爆原子弹吗？政治家们还是希望用核武器来解决政治上的争端。于是，科学家几十年努力的结果不禁让人担忧：世界上在一个月之内又突然多了两个拥有这种毁灭性武器的国家；而且，恐怕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正在为拥有它们而绞尽脑汁、窥测时机。
何时是尽头呢？
当然，我们也用不着想哈恩那样悲观。办法总还是有的，那就是本书附录上科学家三个宣言的根本原因。科学家不应该只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人，他应该对他的发明负起责任、对人类的未来负起责任，应该像爱因斯坦、玻尔、罗素、弗兰克、罗特布拉特……等人那样，不遗余力地唤起人们的“人性”。我们应该牢记在《罗素－爱因斯坦宣言》中他们呼吁：
“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，但作为人类，我们必须记住，如果东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，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，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，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，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，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。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这一点。
“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，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、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。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，竟然要舍此而要选择死亡吗，作为人，我们要向人类呼吁：牢记住你们的人性，忘掉其他。要是你们能这样做，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；要是你们不能这祥做，那么摆在那么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。”
这是一条荆棘之路，这也是一条必由之路。
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最后，在结束后记的时候，我应该向本书的编辑周雁翎先生表示我衷心的感谢。六、七年来，他对我的选题总是大力支持，而且热心提出各种极好的建议，这使我备受鼓舞。由于他在科学史上有很好的造诣，所以有几次是他提出绝妙的选题让我去考虑，结果证明他的想法相当符合读者的需要。这几年我能写出几本书，实在与他的帮助有密切关系。我甚至认为，如果不是他的鼓舞、关怀和帮助，我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写出这几本书，至少其中有几本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人一生能遇上这样知心、负责的编辑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周雁翎先生即将离开出版社，去完成他一生既定的追求：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在这临别之际，上面的种种感觉更加强烈。我的确感到依依难舍。不知道以后我还有幸遇到像他这样能成为作者朋友的好编辑吗？
在这离别之时，我预祝周雁翎先生学业有成。
同时，我还不能忘记彭小华杜长。我在1998年10月因心脏搭桥手术遇到经济上巨大的困难，这时，是他同意让我在出版社预支了2万元的稿费，使我度过了人生又一难关。出版社、编辑与作者能有如此亲密的互助关系，实在难得。
我欠武汉出版社的情，我希望我能尽我所能，为武汉出版社效力。
我还应该感谢我的哥哥扬建军和外甥杨镰，是他们送给我许多外文资料，使我写起来如有神助。还要感谢我的夫人吴秋芝，在炎热的夏天，如果不是她的照料，我想及时写完这本书，尤其是在大病之后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
有这么多人帮助我，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！它竟然冲淡了我在写这本书最后一章时对原子弹、氢弹毁灭性后果的种种忧郁。我喜欢并相值印度诗圣泰戈尔的一句话：
“我的兄弟，当大火的红光给星星送去它那噼啪作响的笑声时，请相信那些星星，而不要相信毁灭之火。因为当大火燃尽而熄灭，留下灰烬作为纪念的时候，永恒之光将再度照耀人类历史的朝阳升起的地方：东方。”
（本文系《诺贝尔奖与原子弹》一书后记，该书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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